以"三造共和”在北洋时代留下大名的段祺瑞，曾三度下野，退居天津。

1917年5月23日，因“府院之争“，北洋政府大总统黎元洪下令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的职务，段祺瑞离京退居天津，并通电表示拒不承认黎元洪命令，此后他在位于意大利租界二马路20号的寓所内，蛰伏了两个月。

1917年年7月14日，段祺瑞先怂恿张勋进京复辟，驱逐黎元洪，再反戈一击终结张勋复辟的闹剧，此一出风云大戏唱罢，“北洋之虎”不仅赢得了再造共和的美名，而且实现了重返京城权利之巅的春秋大梦。

然而，段祺瑞执掌的北洋皖系却有些外强中干，在1920年7月爆发的直皖战争中，直系曹锟、吴佩孚只用了五天时间，便彻底击溃了不可一世的“北洋之虎”。

虎落平阳下，段祺瑞只得再次退居天津，并在随后的三年多时间里不问政事，只信佛、吃素、下围棋。

但二度退居天津时的段祺瑞并没有真正地将风云放下，所以当奉系张作霖联合冯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，将直系曹锟、吴佩孚击败后，他又“审时度势”地接受了张作霖、冯玉祥的推举，返京出任了北洋时代独此一例的“临时执政”。

只是，这“临时执政”终究是傀儡，迎来的也只能是昙花一现的虚假辉煌。

1926年，因为在京城制造了“三一八”惨案，61岁的段祺瑞带着一生中最大的一个污点惨淡下台，并从此告别了他纵横几十年的北洋大舞台。

第三次退居天津后，段祺瑞每天专心吃斋念佛，下午下围棋，晚上打麻将，再无半点风云野心。

然而，在段祺瑞终得悠闲晚年的同时，他的境遇却很是寒酸。

据说，1926年6月黎元洪曾将段祺瑞告上法庭，原因竟是段祺瑞无力偿还7万大洋的欠款。

经济拮据下，为了节省开支，那一时期，段祺瑞改掉了从不管家的习惯，每月亲自过问家中的账目。由他亲自管理家中开支，那座由旧部提供的公馆规模缩小了，厨房里的伙夫也少了，当差打杂加上看门的，一共不过十来个人。原先太太小姐们每人屋里的三个四老妈子也被压缩成了一两个，除了继室，其他的姨太太也都一个个遣散了。

昔日的部下见段公馆已经到了无人站岗放哨的窘困境地，纷纷自愿前来，轮流充当门卫，顺便帮忙处理一些杂务，这才使得当时的段公馆没有沦落到“黄叶满阶无人扫”的地步。

由执掌权柄到下野隐居，境遇一落千丈，以致寒酸到此等地步，这不仅反映了段祺瑞清高刚正的性格，也映照出了他那六不操守——“不贪、不赌、不抽、不嫖、不喝、不占”，的确不是沽名钓誉。

“九一八事变”日本鲸吞东三省后，又企图控制华北地区，谋划组织华北傀儡政权。日本在京津地区物色合适人物，其中最重要的争取对象就是段祺瑞。在日本人看来，当年亲日的段祺瑞与日本政府有着一种特殊的关系，虽然他隐退后无权无势，但声望、招牌俱在，若能将他引出来在傀儡政府中挂名任职，其昔日北洋大头领的影响力将是十分巨大的。

面对日本人的威逼利诱，段祺瑞虽“困居愁城”，但对民族大义却拎得十分清楚。面对变节老部下王揖唐一次次地登门游说，段祺瑞坚决表态说：“我是中国人，绝不做汉奸傀儡，就是你自己也应好好想想，不要对不起祖先、父母和子孙后代，我决计到南方去，以后不要再来多说了。”

在这一坚守民族大义的表态下，1933年，68岁的段祺瑞不顾旧部阻挠，毅然选择南下，从而成全了那一份让后世称赞的暮年英明。

当时的《大中国周报》曾用这样的溢美之词论道：“段氏此行，不仅态度光明，予国人以好感；且以衰老之年，以国难为念，犹不畏跋涉艰难；尤使国人于表示敬意之外，亦知所以奋起也。”

1933年1月22日中午，段祺瑞抵达南京，国民政府通知南京少将以上军人，着军装过江至浦口车站迎接。